這幾年，台灣與日本的循環經濟交流越來越頻繁深入。2025年在台灣舉辦的「亞太循環經濟論壇暨熱點」，有日本政府、學研代表前來參與；循環台灣基金會也正和日本重要國家智庫IGES談「制服服務化」的合作。
基金會同事最近到日本參加第6屆循環經濟博覽會，回來後分享了一個很強烈的感受：日本最近真的很「瘋」循環經濟！這股熱，從展場與論壇，一路延伸到內閣層級、跨部會部長會議，甚至進入面向大眾與下一代的溝通。
乍聽之下，這只是日本國家的政策動向，但其實也和台灣有關。
製造大國，資源供應卻很脆弱
在2026年3月17日循環經濟博覽會的演講中，日本經濟產業省與環境省共同談論國家成長策略，一開場就直接破題：「因為台灣，現在日本政府非常重視循環經濟。」
為什麼和台灣有關？原因是，日本身為一個製造大國，面對全球能源轉型、數位轉型的趨勢，所需生產的電池、太陽能、風力、半導體、ICT設備等，無一不需要關鍵物料。但受「台灣有事論」影響，中國管制對日本的原物料出口，導致這些涉及未來發展的重要產品與零組件供應備受考驗。
這背後，反映出一個製造大國的焦慮。在「開採－製造－消費－廢棄」的線性經濟模式下，生產高度仰賴資源投入，供應鏈又拉得很長。面對地緣政治、極端氣候等各種衝擊，這樣的經濟模式自然顯得格外脆弱。相較之下，與資源脫鉤、在地短鏈供應的循環經濟模式，被視為一種治本的方式。
從軟法規與世代教育開始，讓循環經濟的思想紮根
今年3月6日，日本政府召開了一場部長級的循環經濟政策研討會，主席是內閣官房長官，副主席是經濟產業大臣與環境大臣，其他還包括消費者及食品安全、地方創生、農林水產、國土交通、內政、外交、財務等部門。會議中，循環經濟被視為一項有助於保障經濟安全、提升產業競爭力、振興區域經濟並解決環境問題的國家戰略，並要求各部會合作，在今年4月提出循環經濟行動計畫。
日本的做法，可看出兩個重要趨勢：
第一，對一個國家來說，循環經濟不只是回收、延伸生產者責任（EPR）或減碳議題，而是攸關國家安全、產業、環境治理的戰略。
第二，循環經濟不是環境或經濟部門的工作，而是整個政府體系共同面對的國家工程。
為了真正落實循環經濟，日本正從兩件根本的事情開始。首先是從制度設計下手，讓企業願意做。預計今年4月開始施行的《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》，只要企業願意承諾循環目標、建立循環機制，就不用申請廢棄物處理許可，省掉繁瑣的行政程序，鼓勵更多企業投入。
依照日本官方的說法，這是希望用「軟法」取代「硬法」，也就是以鼓勵型、促進型的制度設計，逐步取代過去管制型的做法。這其實也呼應我們這幾年持續向政府提出的建議，要讓好主意變成好生意，就需要一部以胡蘿蔔取代棍子的《資源循環促進法》。
其次，是從社會溝通與下一代教育做起。早在去年大阪・關西世界博覽會中，日本就已把循環經濟作為重要溝通主題，日本經產省的網頁更提出「未來世代宣言：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循環經濟」，明白表示希望讓下一代及早熟悉循環經濟，培養成把循環視為理所當然的大人。換句話說，日本不只是想鼓勵產業，也想把循環經濟慢慢變成下一代的生活常識。
面對循環經濟，台灣的下一步該怎麼做？
回頭看台灣，我們其實更該有感。台灣和日本一樣，都是製造導向的經濟體，而且我們的資源條件甚至比日本更少。過去我們靠代工、靠「五低」，在全球供應鏈站穩腳步，但也因此更容易受到外部變動影響。
日本的轉變，就像一面鏡子照著台灣：當日本都把循環經濟提升到國家戰略，台灣有什麼本錢不做？當日本已經往下一代教育扎根，我們是否也有同樣強度的危機感？面對風險更高、供應鏈更動盪的未來，循環經濟已經不是一個可以慢慢來的選項。
而台灣並不是從零開始。2016年，我們領先大多數國家提出「五加二」政策；2025年「亞太循環經濟論壇暨熱點」由7個部會協力，跨出了部會合作的重要一步。這些都顯示，台灣在循環經濟上，並非「追隨者」（follower），而是具備成為「引領者」（leader）的能力。
接下來，期待有更高層級的角色出面協調，串起各部會的方向與資源、產業的實踐案例，以及社會的期待，讓循環經濟真正走進國家戰略。
作者：黃育徵（循環台灣基金會董事長）、蔡亞軒（循環台灣基金會）
原文刊載於獨立評論2026/04/07 日本為何突然大談循環經濟？背後竟和「台灣有事論」有關